扩张性宏观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
强县扩权激发活力目前，中国大部分地方仍然实行的是「市管县」制度，即由一个地级市代管若干县和县级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地较发达的地级市也适当可扩大管辖范围，改部分近郊县、镇乡为市辖区。
进入专题： 省管县 。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和城乡统筹摆在国家战略层面，深化县级机构改革，合理配置县级与上级的事权、财权，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省在经济、地域、人口、民族宗教等因素差别很大，改革不宜一个模式，其类型可能有三种。二是在西部面积比较大的欠发达地区，如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比较落后，体制上的矛盾还不明显，可以考虑仍维持目前的行政管理格局，但可选择部分县进行直管试点。改革后，市的主要工作是加快城市发展，强化城市管理。
县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一方面，县级决策必须经过市才能上报到省，过多的行政层次降低了政府运行效率但背后隐藏的不和谐因素不得不防。
而且，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缓解CPI和PPI的下行趋势，CPI和PPI同比跌幅还在不断扩大，CPI的环比跌幅也在扩大，显示资金可能从实体经济渗出流入虚拟经济领域，这将带来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对冲了净出口的下降，但固定资产投资基本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民间投资持续萎缩，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如果他们进入上游的产能过剩行业，那将导致未来产能继续过剩的压力，而且还不会带来太多就业机会。这次从衰退中复苏只不过是故伎重演，这伎俩就是依靠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高投资，而不是消费。
工业增加值的回升也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表明企业去库存化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企业开始重新扩大生产，这将给PPI和CPI带来上行的动力。因为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第一季度6.1%的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高达到70%，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的贡献率仅为33%，净出口的贡献率为负3%。
尽管目前CPI和PPI的下行有翘尾因素的影响，由于去年6月CPI增速开始放缓，去年9月PPI增速开始放缓，因此预计下半年CPI和PPI有望正增长。这取得了一定成效，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在7.1%的GDP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降到了53.4%，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达到了87.6%，净出口的贡献率高达负41%。但是，由于上游企业仍然处在去库存化的阶段，而下游企业面临外需不振，这样上下游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抵消了价格上行的压力，就暂时出现了增缩的现象。但是，当时主要是因为存货投资的大幅下降对冲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消费并没有真正启动。
另外， 之所以说增缩是暂时的，还因为目前天量的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它们是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堰塞湖。如果单纯地把经济复苏定义于GDP复苏的话，上半年，中国经济毫无疑问是全球的一枝独秀。但另一方面也暗藏危机，即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还会保持现在的高位来吸收这些产能，否则将带来又一轮的产能过剩。当然，目前的通缩也有可能转化为通胀，这个前提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吸引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大量涌入，特别是当中小企业不做实业，把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市，如同2007年时一样，生产活动的减少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已经在加快。
因此，第二季度，中国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步伐，其中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同比增长了39%。虽然要承认增缩只是暂时现象，但至少接下来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滞胀。
经济增长、物价下行、资产泡沫，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夹生饭式 复苏，不仅让中国经济暂时陷入了增缩的陷阱，而且让宏观调控左右为难。但第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9.1%，已经高于二季度GDP 7.9%的增幅，特别是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7%，重新回到了两位数的增长。尽管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仅为5.1%，低于一季度GDP 6.1%的增幅。其实，中国经济一直都是夹生饭式的增长，GDP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但居民就业和收入则与之脱节。其实，第一季度似乎出现了调结构的曙光。因为只要有政府主导的银行支持政府主导的投资，GDP增长就不会停滞。
如果这些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尽管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但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2005年，联邦政府提供的补助金占州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1]。
到了1993年，联邦补助金占州政府收入达到了20%，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6%。首先，就第一条理由来讲，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以中央适当集中财力为目的的九四年分税制改革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分税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财权和财力是层层上收，而事权却是层层下放，由此必然导致基层财政的困难。其次，这种体制会严重影响甚至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利于两个积极性的发挥，这也同样会影响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分权化改革必然失败。而过去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法国和英国，尽管八十年代以来确实实行了一些分权化改革，但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也不过就从过去的80％、90％以上，下降到70％、80％左右。我国目前的基层财政困难，如果单单从财政体制上讲，我们认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实行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改革后中央政府的适当上收财力，而是出在伴随着分税制改革后，由于事权不明，法制不彰，由此导致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最大化引起的机会主义的泛滥，其主要表现就是财力的层层上收，事权的层层下放。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初实行的分权化的分灶吃饭的改革，调动了广大地方的发展积极性。
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涂永珍,刘虹.美、法财政联邦制的立法经验及其启示.中国改革报[N].2007/11/21 进入专题： 基层财政 。
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我们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目前部分政府部门的劣化和部分政府官员的腐化。
以在西方国家中分权化程度最高，宣扬分权化改革的调门也最高的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为例，实际上八十年代以来并没有出现大的分权化的改革。否则，这一切就很难说了。
但从上个世纪开始，权力逐渐转移到联邦政府手中，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我国目前中央集中的财力程度也不过才50％多，甚至连分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都不如，又何来分权化改革之说。二是高度的集权化 ，即将事权、财权和财力统统上收，中央搞条条专政。考量这三大理由，就会发现有许多值得值得商榷之处。
不然，全社会千夫所指的一年一万多亿的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又如何解释？近年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又如何解释？由此看来，此种毒瘤不除，要想根本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乃至整个国家的财政问题，难矣哉。三是适度集权， 即将事权、财权和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作大致的合理划分，但中央必须保持能够居于主导调节地位的适度的集权和财力。
正如我在前一篇《省直管县会不会又是一次瞎折腾？》的文章中讲到的，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遇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因此，尽管当时的动作相当大，但这一改革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妥协、折衷、探索和权变的色彩，也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不很完善、不太彻底的改革。比如，日本，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上实行四六开，中央承担政府事务的四成，各级地方承担政府事务的六成，但在财力分配上，则翻了过个，中央掌握六成财力，地方只掌握四成的财力，这之间的差异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大量转移支付来解决。
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由此必然导致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之间事权划分的不明晰，由此又必然影响它们之间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由此可见，适度集权模式可能是适合大国发展的一种比较好的财政体制，它可以实现一举两得，既保持了中央的可控性和主导性，有利于调节各地区发展的差异，促进各地区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与稳定，从而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